一、孝道

　　所谓重孝道，指将丧礼作为推进孝道的一个重要环节。“孝，礼之始也。”(《左传·文公三年))上自天子，下至庶民.莫不如此。汉朝宜称“以孝治天下”，皇帝庙号均冠以“孝”字，诸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庶民在先人的牌位或墓碑上亦冠以“某孝子(女)”“某孝孙(孙女)”云;官员丧父母，须辞官回家服丧三年，曰“守制”，等等。这一切源于儒家理论。儒家第一经典《论语》中多处论述了“孝”对于修养人格、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者，德之本钦”。这一整套思想被历代所继承，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孝道”殡葬文化。倡导孝道，以孝道敦厚人心，强化代际联系，进而促进社会治理，这就是中国传统的丧礼文化的核心。

　　二、明宗法

　　所谓明宗法，就是使人明白自己所属的宗法关系(网)以及个人在其中的权利和义务。中国古代的丧葬活动基本上是在宗族范围内进行的，丧礼的规定也因人们之间血缘关系的远近而各不同。比如，同家族中有人去世，同家族、姻亲若知道而又不去吊丧，会被认为是极大的无礼，要受到族内的指责，丧家一般会因此与之绝交。而周代丧礼中的“五服”以及居丧时间的长短，也是根据亲疏关系的远近制定的。这一切都是在“明宗法”。这样，人们既是在显示(或提醒)他们之间的血缘亲疏关系，同时也是在促进宗族内部的团结(所谓“收族”)。这一关系模式推及师生、朋友、同僚、上下级等方面，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社会内容。如孔子死，弟子服丧三年，执父子礼。

　　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被伦理关系化了，如“师父”“师母”“徒儿”，称同学艺者为“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旧时军队同僚之间称“弟兄们”等等。

　　三、显等级

　　显等级，即显示死者的社会等级。既是显示死者的社会等级，所谓“生享富贵，死极哀荣”，这是中国人传统的也是最高的生死追求;同时也在显示死者的家族亲属的社会等级。丧礼中的等级，政治上的，如什么样的地位，死后用什么称呼(如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芫")，相应地用什么出殡礼仪，墓制等。也有精神上的，如国家向有优良德行或特殊贡献者赐以谧号，以此表彰死者并激励生者。比如北宋范仲淹死后谧曰“文公”，故后世称“范文正公”。现在则有“伟大的”或某“家”之类，这是现代的溢号。再有坟墓埋葬制度上的，如坟高、墓区的大小等。总而言之，中国死亡文化中的等级制度，全面体现在有关死亡称谓等观念形态，丧事、祭祀等操作形态和墓葬等实物形态之中。

　　显扬等级一般是通过国家(或家族)一类人们所认同的权威机构来操持，并载之于国家礼法典章之中，否则便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生者为死者追求更高的等级，夹杂着不同的感情:有时是生者觉得死者生前有巨大的贡献，不给以更高的等级对待便对不住死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有时则是在给自己挣社会地位，因为这样做能给生者带来相当的好处。

　　四、隆丧厚葬

　　由于丧事是综合显示生者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一个机会)，而中国社会的环境又允许、放任这类消费，因而历代都有隆丧厚葬之习俗，久之遂演变成传统;或者说，中国社会只要有几十年的太平，就有可能走向隆丧厚葬。

　　如前所述，隆丧厚葬与儒家有关系，但不能归结为为儒家所提倡。绝不能简单地认为要提倡简丧薄葬就必须反对儒家学说。儒家“重生”，重生则重教化，“送死”也是为了重生，因而对丧礼历来极为重视，丧礼繁多，为同时代世界其他各国所不及，但它和隆丧厚葬没有必然联系，这已在上卷讨论过了。中国古代的丧礼是包含着最复杂的社会含义并最具条理化的一整套操作规则，现存最早的见于西周“三礼”，后世各朝虽各有损益，民间亦有变通，但基本精神未曾改变。相反，佛教、基督教等重视灵魂，鄙视肉

　　体，故丧礼多从简。

　　丧礼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有价值的。人们不能像扔一条死狗一样地对待死者，这样会导致社会的精神分裂。但是，丧礼在中国社会经常会失去度，成为一类极端的形式主义.为形式而形式。这无疑是需要改革的。